教授与研究

王忠明:创新三问

发布时间:2016-01-08

 创新,是引导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向现代化进军的一个重要目标。本届政府做出“双创”动员,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除 了具有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现实作用外,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重塑中华民族的市场经济品格,更好地建设创新型国家。但是,有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一直影响 着人们对创新的本质认识,是不利于“双创”实践的。

传统文化在扼杀创新吗

常听有人动辄将创新不足归咎于仍沉浸在传统文化中,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抵制、排斥创新的,是扼杀创新人才的。所以,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对传统文化痛加批判、改造,不然,所谓创新就永无出头之日。

毫无疑问,创新需要文化环境的支持,而创新文化的营造,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而言,本身也包含着文化上的创新,可以说没有文化创新,也就没有创新 文化,自然也无助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发展”列入五大发展新理念之首,摆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还将“文化创新”作为四大创新 之一予以强调,提出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因此,高 度重视并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显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着力点。

但是,由此是否就一定要把传统文化视为与创新水火不相容而加以否定呢?在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不利于创新及创新精神弘扬的消极面或消极因素, 但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传统文化之所以能成为文化,本身就是历代先圣先贤、志士仁人着意创新的凝结与缔造,其基本面鲜明地辉映着创新的光彩。

难道孔夫子的儒学中就没有创新的倡导吗,“胡服骑射”不仅表明汉民族始终流淌着创新的血液,即使是其他民族也在用创新的思维适应着汉文化的巨大 包容;从唐太宗任贤不分民族、霍去病少年封侯以及“仁中取利,义中求财”的商业伦理里,难道看不出一丝一毫当今创新时代的传统基因吗;与“枪打出头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等并存的不同样还有“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等格言名句吗;正是众多文人奉行与恪守“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信条,才有了 辉煌璀璨、流芳百世的唐诗宋词等,这难道不正是不竭创新的精神写照和生动体现吗。

所以,提倡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不仅不能一概排斥传统文化,还要学会汲取并善用传统文化的精华,真正做到科学地“古为今用”。要知道,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面前,我们纵然怎样热衷于创新、热心于“双创”,也必须首先做一个恭恭敬敬的好学生。

中国文化不容许失败吗

这与以上问题相关,既然已首先认定传统文化是创新的天敌,那么,可以继而控诉的“罪状”之一就自然要包括“不容许失败”了。

创新,在很多情况下是弱势的,因为相对于诸多因素的不确定性,其失败的概率很高。如果一有失败,就停止创新,实际上无异于停止了创新成功的必要成本投入,中断了走向成功的创新之路。因此,一个真正健康的创新文化,必须是足以能够容忍失败的。

但是,简单地说中国缺少“容忍失败”的创新文化环境,似乎也是缺乏分析的。在一定程度上,有时候我们的问题恰恰在于太容忍失败了。这实际上涉及制度问题,涉及创新主体(包括失败主体)究竟应当是谁的问题。

我们喊创新、搞创新多少年了,但又有多少创新成果呢?反观近现代中国为何对人类世界无多原创贡献,其中有众多原因,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创新方面有很多投入(尽管投入还应更多),但是收益率却不尽理想。

比如,据有关资料,目前我国不少医院的硬件设备绝对不逊于美国,医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总体不差,有高级职称的人员比例远大于美国,科研经费也不算 少,而且还有为数极其庞大的患病人群(市场需求),但一直出不来重大医学成果。我国公开发行的各类医学学术刊物有1100多种,涉及18个学科领域,其中 所谓的核心期刊有586种,年发表论文总量近10万篇,但极少有对当代人类医学科学进步产生重大的创新影响。可以说,这实际上就是对“失败”的包容,尽管 迈向惊天动地的“成功”需要有个过程。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运行中,关于创新的名目繁多,我们看到的这计划那工程还少吗?而效果呢?因为迄今为止在创新的管理体制方面,并没有完全突破,相当程度上依然是以政府为主的,所以失败了也无人问津或无从问津。而且,落后的评审体制也决定了公众根本无法问责,只能容忍。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现在应当是到了不能容忍因体制落后而造成频频失败的困局再继续下去的时候了。只有以失败为耻并应承担失败的责任为前 提,才谈得上容忍失败。当创新主体从政府下移到企业,让企业去承担失败的风险,如同可以赢得成功的利益一样,我们才会看到失败的价值。失败,应是一种必要 的试错,而其取向则永远瞄准成功。如果企业是创新的真正主体,不用你多言容忍,它自然就会容忍,因为失败过后终将是成功。

是否容忍失败,关键取决于谁为失败“买单”。

对国外的技术壁垒应一味指责吗

西方发达国家有技术壁垒,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技术壁垒,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对技术创新所需支付成本的一种保护,是对外溢性的一种阻抗, 完全在情理之中。对此,我们的最佳反应不应是埋怨和敌视,而应是认真地想想为何他们有技术壁垒而我们却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与他国之间的经济 依存度越来越大,谁拥有一定的技术壁垒,实际上表明了谁拥有实实在在的国际竞争力。

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搞市场经济为时不长,一时很难形成“经典创新”,在技术壁垒的构建方面尚无优势,这就必然要受制于他国的技术壁 垒,并最终影响到本国企业的国际贸易、产品出口等。比如美国,在高新技术出口方面,对我国一直处于封锁状态。中美间举行多轮谈判,我国不断提出要美国放松 对中国出口高科技方面的管制,以缓解贸易逆差、使中美贸易更趋均衡,但收效甚微。这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成长、转型升级等,显然不利。但是,问题在 于只要别人不触犯国际规则,不是恶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对技术壁垒,除了认账,实在是别无选择的。特别重要的是,技术壁垒往往内含着创新优势、知识产权、 现代标准等,你要超越它,就必须发奋创新、构筑出更高的为竞争对手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来才是。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壁垒代表着先进对于落后的拉动,从根本上 说,对创新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况且,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技术壁垒,从而从价值实现的角度迫使中国的企业不能再搞粗放增长,不能继续依靠资源消耗进行外延式扩张了。它是一 种严酷的压力和阻力,同时,它也倒逼聪明的中国企业将其转化为一种积极的激励创新的推动力,守身为大,锤炼自我,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加大技术升级力度,切 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出口贸易等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轨道上来,并与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深化国际产能合作结合起 来。

这正如诺奖得主、新华都商学院首任院长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在其著作《大繁荣》中所言,“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 速自主创新,因为它不能再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此外,如果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焕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 段。”